浩歌按语：中国的近代历史是浸润在泪光的耻辱中，中国清代统治者倾其国力营造几百年的东方园林顷刻间灰飞湮灭，所谓的文明使者、所谓先进帝国的代表为何如此野蛮？从圆明园被焚毁到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的残绝人寰因何都让这个经历沧桑的民族承担？侵略者用最野蛮、最粗鲁、非人性、非人道的手段，达到的是从心理上击溃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心理承受底线，帝国侵略者的残忍、多面、自私引发着文明冲突的火种。《火烧圆明园——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是非常有价值的学术史料，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以逼真的细节描述记录了世界文明奇迹被焚毁的悲剧。让更多的国人阅读这篇记述，是为了永远记忆的温习和唤回，是为了有多少人对历史冷漠无情麻木新的刺痛。对一段历史的无知，对民族屈辱的淡忘，都让我们无法获得重新崛起的长久动力。看看犹太人是怎么对待二战的屈辱历史的，我们新生代人不能患集体失忆症，那个局面让我们感觉到可怕。我们反对激进、狭隘的民族主义，但也需要知耻明志，一个崛起的民族必须从历史中汲取财富从而获得奋发的力量。当我们争论国学、历史新功用的时候，万不可以忘记历史文化对心灵的滋养作用，把历史文化简单的功用化、实用化将是可悲可怜的。我们感谢默默坚守挖掘历史真相的两位平凡作者，他们对文化的奉献精神让我们敬佩。阅读此文，心情沉重，推荐给大家，让我们在历史的光影中沉思。

火烧圆明园——一个英国记者的目击和记述作者：周健森 沈衍琪

      公元1860年10月5日晚，北京西郊的皇家夏宫圆明园，闯入一批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　　这一年是清历咸丰十年。英国人撼动南疆大门的隆隆炮火，已在耳畔断断续续回响了20年；此时英法联军又以护送公使进京换约为名，从北塘登陆，攻下大沽口炮台，长驱直入占领天津，沿北运河一路进发，步步逼向北京。　　战战兢兢地度过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圆明园年轻的主人咸丰皇帝早已如惊弓之鸟。这个原本夸口“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申天讨，而张挞伐”的天朝统治者，半个月前便仓皇逃往热河避难，守卫圆明园的清军也已纷纷溃散。　　此时的圆明园，纵然享有“万园之园”的美誉，却几乎成了一座寂寥的无主之地。　　进犯京城的英法联军队伍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随行者——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的战地特派画家兼记者查尔斯·沃格曼。在十余天的时间里，这位历史的见证者，用手中的画笔勾勒出那些精美绝伦的亭台楼阁，也记录下至今仍旧灼痛我们情感的惨烈事实。　　黑云压城　　沃格曼是《伦敦新闻画报》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个记者。　　诞生于1842年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将图片作为主要报道形式的新闻周刊。它的创办者赫伯特·英格拉姆当初在经营报刊零售生意时发现，那些刊载了较多图片的报纸，销量总是更好。这使他萌生了创办一份画报的念头。　　巧合的是，《伦敦新闻画报》恰好诞生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前夕。遥远的英伦之岛不曾被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滚滚硝烟所熏染，但远东地区的战况局势，西方人眼中那个数千年来迷雾深锁的大陆国度，立即被纳入这份刊物报道的视野范围。　　然而，和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倨傲自负的态度一样，《伦敦新闻画报》对于古老中国的最初印象，充斥着对异己文明的藐视与误读。　　1842年6月4日，有关中国的第一篇报道中，刊载了一幅道光皇帝的画像。他披挂龙袍、身形佝偻地坐于椅上，面孔被描绘成眼眶深陷、鹰钩鼻的典型西方人形象，眉宇间流露出凶残与贪婪的神情。英国人凭空臆断说，这个皇帝的政治地位在战火中正变得岌岌可危。　　另外一则介绍清朝赴英使臣的图画中，《伦敦新闻画报》将其丑化为一个形容猥琐、举止古怪、盲目自大的“井底之蛙”。画报还配了一首蹩脚的打油诗，嘲弄说当人们带他参观军火库时，这个自以为是的官吏被吓得两腿发抖。　　至于在战争中与英军交火的清朝兵勇，有时被贬低为“坐在用猪皮吹起的筏子上，裤管卷到大腿根部，手执三叉戟和火绳枪，与西方的坚船利炮作战”的劣等族群；有时又被误画作一身中国传统戏曲装束，腰挎大刀、摆弄土炮的不伦不类形象。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随着战事的演进，这种谬误百出的报道显然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这一年，刊登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的预告消息引起了英国人的浓厚兴趣：画报记者查尔斯·沃格曼即将启程前往中国，一睹这个东方古国的真实面目。　　尽管摄影术早在1839年便已发明，如何将那些相片大量印制于纸面上，在当时仍是个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通常是交由专业画家临摹成版刻作品再进行印刷。为了确保画报的品质，《伦敦新闻画报》聘请了当时英国一流的艺术家作为记者，沃格曼便是其中的一位。　　从欧洲到好望角转而前往中国，漫长的征程耗费了沃格曼将近一年的时间。读者在1857年1月17日才看到他抵达广东后发回的第一篇战地报道和相关速写。随后每周的《伦敦新闻画报》上，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中国目击报道。　　在广东采访期间，沃格曼结识了他的同行——来自意大利的随军记者、摄影师费利斯·贝阿托。来中国之前的两年间，作为战地摄影师的贝阿托，一直在印度北方拍摄叛乱新闻。他的摄影技术曾得到英军陆军司令克灵顿的赞赏，并因此得到随联军进入中国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在沃格曼和贝阿托各自的作品中，总是能够看到他们彼此的身影。一张于1860年4月在广州孔庙前拍摄的照片中，沃格曼悠闲地站在台阶上张望，贝阿托则斜倚着栏杆。而在另一张写生作品中，沃格曼和贝阿托坐在一群好奇围观的中国人中间，神态安详。　　然而这被镜头和画笔永久铭刻的宁静时光，在被战争蹂躏之下的历史长河中，短暂得如同稍纵即逝的泡沫。当月，由18000余名英军和7000余名法军组成的联军，在额尔金和葛罗的率领下，从广东一路北上占领浙江舟山；随后又分别占据大连和烟台，封锁渤海湾。　　侵略者怀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来。1859年6月25日大沽口炮台一役，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出其不意下令开火，企图突袭炮台的英法兵舰狼狈地折戟于海滩深泥。中国人的胜利，刺痛了欧洲人高傲的自尊，他们叫嚷着要“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　　1860年8月12日，在占据了未设防的北塘之后，联军向新河、军粮城发动进攻。在咸丰皇帝一纸“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的谕示下，“精锐耗竭”的僧格林沁被迫选择了撤退。　　14日，塘沽被占。　　21日，大沽失守。　　24日，天津陷落。　　名义上，英法联军是打着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而来，并希望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同时提高赔款数额。但在见到前来议和的大学士桂良之后，他们断然拒绝了中方提出的退兵要求，并质疑这位钦差大臣的全权代表身份，拒绝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9月初，联军继续向西进犯。一路蔓延的战火，距离北京已不过是咫尺之遥。　　风云突变　　北京城东约20公里处的通州，御守大清帝都的最后一道阵地。　　在英国远征军司令额尔金的眼中，这是一座令人赏心悦目的小城。一望无际的平原，一座十三层高的宝塔俯瞰着这城墙环绕的市镇。他甚至因为目击了联军的抢劫行为而感到歉疚。但与一个月后发生的那起震惊世界的洗劫相比，这罪行不过是一次预演。　　初秋时节爽朗的天气，恰好衬托了联军官兵的心情。咸丰皇帝派出了皇室成员怡亲王载垣前来议和；而联军的代表中则包括英国外交官巴夏礼，一位在华任职多年的“中国通”。谈判的胜局似乎早已唾手可得，战争很快便会终结，因为清政府此前已经表达了让步的意愿。　　喜悦的氛围在联军队伍中弥漫。没有人觉察到，遮天蔽日的阴云已在城外密布集结。　　9月17日上午10时开始的谈判，前后持续了7个多小时。临近尾声，巴夏礼等人突然提出，英使抵京后，必须向皇帝当面呈递国书。欧洲人认为，这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外交礼节；但钦差大臣们则将其视为外夷的狂悖，当即提出抗议，谈判再次濒临破裂。　　这一节外生枝的事件令形势急转直下。18日，英法联军大营中的沃格曼听到了一则令他深感震惊的消息：巴夏礼等人在返回营地的途中，被清军的骑兵部队团团围困；直至当晚，英法双方有39人失踪，这其中既有军人和外交官，也有随行的文职人员。　　究竟是谁炮制了这起出人意料的“绑架人质事件”，众人莫衷一是。骑兵部队属僧格林沁的部下，联军统帅额尔金和葛罗将全部的罪责，都归咎于这位宿敌的“背信弃义”。其他人则猜测，此事系怡亲王一手操纵，据说在谈判桌上，他被巴夏礼傲慢放肆的言行所激怒。　　从焦急惶恐转为愤怒的联军，终于显露出杀气腾腾的本色。当天，他们洗劫了大营的驻扎地张家湾，通州陷落。21日，清军与联军在通州城西的八里桥正面交锋，鏖战三四个小时，战况惨烈。次日，咸丰皇帝仓皇逃离门户洞开的北京，只留下恭亲王奕■负责议和。　　10月5日晚，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人去楼空的圆明园，落入联军先头部队的手中。　　远在英国的《伦敦新闻画报》读者，是通过特派记者沃格曼的详细描述，来获悉战事延续的情况。与血肉横飞的战争相比，他们似乎更关心那些人质的命运。按照沃格曼的记录，被劫持的联军战俘被分成5组，关押在北京周边的不同地方。　　肇事者巴夏礼最为中国人所痛恨，但是他却得到了最好的待遇。他与额尔金的私人秘书罗亨利、5名法国外交官和一名锡克族骑兵被囚禁于北京城内，很快于10月8日交还英军司令部。其他战俘则押往圆明园，随后被捆缚手脚扔上马车，趁夜色转移至西北郊的偏僻山区。　　第一组战俘包括德诺曼、费恩骑兵团中尉副官安德森和六名印度骑兵，其中只有4名印度骑兵活了下来。　　第二组战俘由3名法国人和5名传令骑兵组成，两名法国人和一名骑兵先后死去。这两组中的幸存者于12日被送回英国人手里。　　第三组战俘中，不仅有皇家龙骑兵下士菲利普斯、一名法国人和4名传令骑兵，还包括沃格曼的另一位同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只有两名印度骑兵活了下来，并于16日回到英军营地。　　第四组战俘则有3名法国人和4名印度骑兵，他们全部死亡。　　另外还有两人，布拉巴宗上尉和德吕克教士，他们均告失踪，至今仍没有给人们留下任何线索。有后世学者猜测，他们应该已经被清军释放，但在返回营地的途中遭遇到溃散的散兵游勇，并有可能因此而丧命。　　战俘的尸体被成殓于棺材中，由中国苦力抬往英国司令部。最后一批尸体于17日送达。联军官兵在检视尸体时发现，由于长时间没有被松绑，战俘们的四肢出现了坏死的迹象，这可能是导致他们死亡的直接原因。　　当晚，英法联军为死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沃格曼在报道中写道，英法联军决心要用“一种可以触摸得到的方式，来对中国的背信弃义和残暴表示报复和憎恶。”那是一种更加骇人听闻的手段：“一把火烧掉圆明园。”　　一场史无前例的空前浩劫，已隐约笼罩在了一代名园上空。　　暮都晚景　　作为随军记者，沃格曼是于10月13日跟随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的。　　在实施那个可怕的报复行动之前，英法联军以炮击屠城相威胁，迫使清政府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北京城门之一——安定门。　　北京，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被誉为“从来没有见过的最伟大的都城”。　　1793年，随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画家威廉·亚历山大，曾经用精细的笔触描绘过这座被护城河和高大的城墙所环绕的城市。壮观的瓮城和高耸入云的城楼，护佑着安居乐业的子民，西直门内外车水马龙，繁华的胜景仿如梦境。　　10月13日，当沃格曼步入安定门时，他深深地被这个雄伟的建筑所倾倒，在他发回《伦敦新闻画报》的文章中，震撼与惊愕表露无遗：　　用“门”这个词来描述上面这个结构复杂的建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当你走近高达40英尺的厚实城墙，并穿过护城河上的一座石桥时，你就会到一个堪称“半圆形棱堡”的瓮城前……我们对于屋顶上那些像柳枝般排列整齐的琉璃瓦已经十分熟悉。　　他“沿着一个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木制楼梯”登上城门上的一排阳台，“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了北京的全貌，因为外国人是被严禁进入这最后一道城门的。”一条南北朝向的宽阔大街在他面前延展开来，聚在街上的北京市民，正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异乡人。　　从广州一路北上的途中，沃格曼的目光总是从战事中游移开来，去捕捉那些令他产生浓厚兴趣的风土人情。他细致地描绘过岭南的采茶女、广州的商船、鞭笞小偷的刑罚、农历春节的年夜饭……这些有关中国的写生作品和系列报道，曾在英国掀起持续多年的“中国热”。　　初入京城的沃格曼，对于这里的市井民风倍感好奇。他惊讶地发现，北京“拉车的骡子或小马都很有灵性，马夫单凭吆喝就可以驾驭他们……中国人怜惜牲畜的程度和驯服它们的能力简直令人吃惊。”　　在他的报道中，沃格曼告诫西方读者，把衣服交给中国人洗涤之前应当仔细叮咛，否则那些洗衣的姑娘会用洗衣棒把衣服的纽扣砸得粉碎；琉璃厂的古玩市场也是个必须警惕的地方，这里的商贩会用赝品营骗初来乍到的外国人。　　他曾经走进官宦人家的宅院，体察北京人温馨的家庭生活：女人们在长者的带领下做着精细的针线活，纳鞋或者缝制衣服的褶边，小姑娘安静地编制细长的丝绸穗带；男人们则一边品茗一边聚精会神地在棋盘上对弈；有时全家人围坐在桌旁，分享各种美味的糖果糕点。　　沃格曼笔下的北京人，显得过于闲适安详，远离战争的阴霾。在临摹街头茶馆的插图时，他感慨道：“这些茶馆并不像巴黎的路边咖啡馆那么格调高雅。北京的市民们酷爱泡茶馆，他们有的一边品茶，一边凝神注视着街上的情景，有的嘴里叼着烟杆，跟别人聊得起劲。”　　“有一个男人手里用木棍举着一只鸟，端坐在中间那个茶桌边。”这样的场面与威廉·亚历山大在67年前绘制的作品如出一辙。“中国人更喜欢这样把鸟带在身边，而不喜欢拎着鸟笼。在鸟的翅膀下面拴着一根线，这样它虽然有活动的自由，却不能从主人身边逃走。”　　好奇地领略北京风土人情的同时，沃格曼也以一个随军记者的眼光，从旁打量着因为失去了君主而有些惶恐的北京人。他们被一条拉紧的粗绳远远地隔离在20米开外的地方，一些手持皮鞭的衙役将凑上来的好奇者驱赶开来。在荷枪实弹的欧洲士兵面前，人们的神情明显带有几分疑惧，而未知的命运更令他们感到不安。　　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英法联军已经征服了这座古老的城市。他们在城内到处张贴告示，作为对清政府的最后通牒。还在城门前竖起两块牌子，张贴着用蹩脚中文写就的布告，上面不仅标榜着令人瞠目的战争赔款数额，还无耻地将那个野蛮残暴的计划昭示天下。　　还是有几个胆大的小贩，借机向站岗的联军士兵兜售他们的鸡鸭、水果或蜜饯。警戒线之内只有一两个中国人，他们正手拿纸笔认真地誊抄英法联军张贴的公告。沃格曼曾经多次在北京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是当时官办媒体《京报》的记者——沃格曼的中国同行。　　与沃格曼同行的贝阿托，也登上了安定门的城楼。那些令沃格曼着迷的异域情调，从他的镜头中被过滤掉，还原为另一种更加冷峻的现实：厚实的城墙笔直地延伸向远方，残垣断壁的角落荒草丛生。远处散落着几个零星的帐篷，据说驻扎着搭建临时炮台的英国皇家工兵。　　两门老旧的大炮如同静默的古兽，静静地蛰伏在开始坍塌的墙垛上，一个神情沮丧的清兵疲惫地坐在旁边。对于这个守卫者来说，那些大炮原本是抵御外敌入侵的武器。但此时，在侵略者的摆布之下，它们却已经调转过身，将黑洞洞的炮口瞄准这座古老都城的心脏……　　故园惊梦　　公元2000年，一张刊载于北京媒体上的照片，在史学界和建筑界掀起不小的波澜。　　照片中展现的是一座精致典雅的中式楼阁，掩映于郁郁葱葱的树丛间。根据照片底片上标注的文字说明，拍摄于“1860年10月18日在北京圆明园被烧毁之前”。然而这座楼阁的造型看上去是如此陌生，即使是专业学者也无从解读其来源和背景。　　照片的拍摄者，就是贝阿托；与他同时出现在现场的，还有沃格曼。　　在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笔下，圆明园是“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　　“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　　他在致英法联军中的法军上尉巴特雷的信中写道：　　“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那就是这座名园。”　　雨果只能在想象中构建的这片辉煌建筑，沃格曼却有幸身临其境。　　1860年10月18日，在北京城内昭告“烧毁圆明园”的第二天清晨，英法联军的队伍向圆明园进发。沃格曼跟随英军的一个师步入这座闻名世界的帝王宫苑，沿途所看到的景色目不暇接。他一边忙不迭地用画笔为那些亭台楼阁绘制最后的形象，一边用文字描述道：　　……那天早上，圆明园湖边的景色非常优美。那个湖的周长约有五英里。它的北岸是一片树林，在树丛中不时地可以看到一座造型优雅的宝塔，或是风格奇特的庙宇。在这些树丛的上方，矗立着一幢庄严雄伟的楼阁……它高耸入云，方圆几英里之外都显得非常醒目。　　在湖的另一边是一座典雅的石拱桥，连接湖中的一个小岛，岛上的树荫丛中有一座雕梁画栋的凉亭，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在湖的西北面有一群小山丘，那上面庙宇林立；远处是冈峦起伏的群山，有的山上还堆积着白雪，作为一种雄奇的背景，更加衬托出夏宫的妩媚。　　几个小时之后，这世间罕见的美景将在熊熊烈火中化作一片乌有。　　早在英法联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圆明园的第二天，10月6日，沃格曼便听闻，一些园子里正在发生零星的抢劫事件。在随后的十天当中，抢劫活动开始逐渐蔓延到了西面万寿山的清漪园，现今颐和园的前身。　　何止是这两座园林。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以及畅春园，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依西山山脉之势，以长河、玉河贯通，大小湖泊点缀其间，彼此相互衔接，形成规模空前的园林建筑群。而在侵略者的粗暴践踏之下，它们无一能够幸免于难。　　10月18日下午2时，园内风景突变。　　“从圆明园的每个部分和每个方向都冒出了滚滚的浓烟。风助火势，不一会儿就从浓烟中窜出了明亮的火苗，园内的宫殿、庙宇和亭台楼阁都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沃格曼清楚地意识到，那些分散到夏宫各个角落的联军官兵，终于动手去执行那个“特殊的任务”。　　他关切地注视着建在最高处的那座能够俯瞰全园的雄伟楼阁：“它耸立在高高的花岗石台阶之上，四周被熊熊的烈焰所包围，看上去就像是某个处于火海之中的巨型祭坛。”　　肆虐的大火持续燃烧到第二天傍晚。入夜之后的整个夜晚，“浓烟和火焰都直冲云霄，遮蔽了天空和星星。”英法联军得意地认为，“笼罩北京上空的巨大浓烟柱，将会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警告中国当局，拒绝满足我们的要求将会是多么危险和愚蠢。”　　在沃格曼看来，这场大火对帝国造成致命毁灭，颠覆了人们维系千年的社会信仰。它“以一种粗暴的方式，驱散了人们心目中总是环绕在皇帝头上的那个光环。……与日月同辉的天子最喜爱的夏宫被洗劫和焚烧，”而皇帝本人“甚至不能做出任何努力来改变它的命运。”　　四周的惨象深深地震撼着这位见证者的灵魂：“火烧圆明园所造成的损失是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金银财宝与无法用金钱买到的中国艺术极品都是世代的积累。有关清王朝最珍贵的秘史、神圣的祖宗牌位等全都毁于一旦，再也不能得到弥补。”　　在报道的结尾，沃格曼用哀婉的笔触告诉他那些远在欧洲的同胞：“园内只剩下了遍地狼藉，坚实而无法摧毁的巨石、汉白玉拱顶和门洞，以及过于沉重，无法搬走的青铜制品。它们将留下来告诉未来的人们，这儿曾经有过一个美轮美奂的宫殿……”　　旧楼孤影　　火烧圆明园的存世图片，绝大部分是由沃格曼和贝阿托对外发表的。无论是沃格曼的画作还是贝阿托的照片，没有记录下任何关于烈火焚园的残酷场景。岁月的荒草遮蔽了那些残砖断瓦之下的血渍和烟痕，他们描绘的那些不复存在的琼楼玉宇，也几乎隐没于迷雾之中。　　正因为如此，2000年当贝阿托于140年前拍摄的那张照片见诸报端时，面对其中那幢陌生的楼阁，由于缺乏足够详实的参照资料，史学界和建筑界的学者无从对其进行考证。人们只能根据贝阿托留下的简短文字判断，这座楼阁应当是在圆明园的那场大火中被一并焚毁的。　　照片中的楼阁为两层三重檐建筑，建于一座花岗岩平台之上，四周被绿树所环绕。如果仔细辨认，背景处似乎还能看到些许起伏的山峦。几年之后，在一次关于圆明园的图片展览中，人们再次引用了这张照片，并且猜测这可能是清猗园内的昙花阁。　　然而，原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现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沈弘在英国翻阅《伦敦新闻画报》时，却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在沃格曼记述“火烧圆明园”的报道中，居然有一幅图画，与贝阿托的照片惊人地相似。考虑到沃格曼与贝阿托在远征中国时的密切关系，这很可能为揭示那座楼阁的真实面目提供佐证。　　在仔细比对了沃格曼和贝阿托两个人的作品之后，沈弘判断，在140多年前的那一天，他们两人应该是在同一个角度，面对同一座建筑，采取不同的方式记录下当时的影像。他根据画报上的文字报道猜测，那也应该正是沃格曼后来所描述的“处于火海之中的巨型祭坛”。　　沃格曼在图片下方清楚明白地标示：这是位于清漪园山上的佛香阁。　　这座佛香阁，与今天人们看到的八面三层四重檐佛香阁，在外观上存在明显差异。在1860年的那场浩劫之后，慈禧太后于1886年挪用海军经费3000万两白银，在清漪园的废墟之上重新修建了颐和园。其中佛香阁耗银78万余两，是开销最大的工程项目。可悲的是，这个重修的奢华园林没能逃脱其前身的厄运。仅仅在14年后，历史再次戏剧性地重演。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慈禧携光绪皇帝一路逃至西安，北京城又遭陷落。侵略者故技重施，颐和园再次被严重损毁。当然，这是后话。　　贝阿托还拍摄下来另一幢楼阁——位于昆明湖东北角的“文昌帝君”观景楼，即人们所熟知的文昌阁。照片清晰地显示出楼阁一侧的挂钟，醒目的指针凝固于6时30分。这座建筑被焚毁前的这个瞬间，已经被历史永久地定格下来。　　文昌阁在慈禧重修颐和园时得以重建，但昔日的盛景却再也无法重现。将今天的文昌阁与当初的“文昌帝君”观景楼进行对比，两者之间在外观上存在巨大差异。“文昌帝君”观景楼原本有三层之高，矗立于昆明湖畔，巍峨挺拔，气冲云霄。重建后的文昌阁只有两层，取消了钟楼的功用，气势已然不再。　　在现世遍布于各国的许多著名博物馆中，都藏有贝阿托拍摄的“文昌帝君”观景楼照片复件。沈弘曾经追查到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中珍藏的那一张照片，英国远征军统帅额尔金的军事秘书亨利·H·克里洛克，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下了一行说明文字：　　“这座位于湖边的钟楼，是由尊敬的斯图尔特·沃特利点火烧毁的。”　　在沃特利的名字前面，克里洛克使用了“honourable”这个称谓。在当时英国人的语言规范中，这个头衔一般被用于称呼伯爵以下贵族的子女。沈弘因此作出推测，这位烧毁了“文昌帝君”观景楼的沃特利，很可能是英军第一步兵师中的一名下级军官。　　这是人们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证据确凿的直接纵火犯的名字。　　残灰烟飞　　烟尘尚未散尽，负责议和事宜的恭亲王奕■，便急不可待地向联军方面妥协。　　清政府对于火烧圆明园的迅速反应，使得英法联军对自己的行动感到非常得意。10月22日，仅仅在圆明园化为灰烬的4天之后，额尔金便收到了恭亲王送来的一封言辞谦卑的照会，信中满足了英方的全部要求。沃格曼引用了额尔金的中文秘书威妥玛翻译的文字：　　“在收到英国特使的急件通告，要求中方支付三十万两白银，以补偿英国军官和士兵之后，亲王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并于今日派遣军官前往递交赔款，以保证两国间良好的相互理解。他相信英国特使在悉数收到赔款之后，将会写一封回信作为收据。”　　在中国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中，这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两天之后，奕■与英法代表在礼部大堂之上正式签订条约，史称《北京条约》。24日清晨，护送英国公使额尔金进京的皇家骑兵队伍浩浩荡荡，他们再次从安定门下经过的情景，也被沃格曼绘制下来。　　新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还接受了两国提出的诸多条款：　　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归英属香港界内；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资产，法国人还擅自在中文条约中增加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项；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800万两，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　　最初的30万两白银赔款送抵英军司令部的全过程，被沃格曼用图画速写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在全副武装的英军士兵监视之下，一队清兵驱赶着马车来到英军司令部门前。每辆车上都装有大大的木箱，里面承载着沉甸甸的白银。据说那天被交接的箱子，足有70多个。　　沃格曼走进司令部内，赔款的移交工作正在大堂里有条不紊地缓慢进行着。中国人用最传统的方式恪守着自己的诚信，所有的赔款依次放在一个不大的台秤上逐个称量。在一旁监视全过程的英国官员交头接耳。　　这并非他们第一次看到类似的场景，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　　另外一件在北京发生的逸事，被沃格曼以花絮的形式记载下来：在洗劫和烧毁圆明园的过程中，英军第一师第99步兵团上尉邓恩在园中找到了一只纯种的北京小哈巴狗。英国人猜测，这很可能是咸丰皇帝的贵妃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遗失的宠物。　　新主人将其命名为“卢逖”（Looty），这在英语中是“掠夺品、战利品”的意思。　　小狗随着邓恩漂洋过海去了英国，并被献给维多利亚女王。根据沃格曼的报道：“女王陛下愉快地接受了‘卢逖’这个礼物，并使它成为王宫里狗群中的一个成员。凡是见过‘卢逖’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此狗是英国目前最小和最漂亮的宠物狗。”　　1861年，郁郁寡欢的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死去，再也没能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圆明园。　　　　这一年年初，沃格曼离开了北京。他又一次看到了当初进京时曾经路过的那条白河。此时已是寒冬季节，从北京的水塘到大沽的河道都结了冰。他写道：“白天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夜晚明月当空，皎洁澄莹。冰面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令人心旷神怡，遐思万千。”　　一些在河面上溜冰的中国少年，吸引了他的目光。“一种用玉米秆子做成的冰鞋被踩在脚下（但并不绑在脚上），然后那些男孩子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撑着冰面往前飞快地滑行。当然他们会不时地跌倒在冰面上，但他们很快就站起身来，哈哈一笑，又开始滑行起来。”　　他久久地注视着他们，无数的中国少年是那样快乐，“就像世界各地的孩子们那样。”　　《伦敦新闻画报》对中国的报道，并未随着沃格曼离去的身影而终结。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新的特派画家和记者，跨洋过海来到这个古老国度。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像沃格曼这样，幸运地在史册中留下自己的名字。因为《伦敦新闻画报》没有刊登记者姓名的惯例。　　这份于1971年停刊的老画报，在长达130年近6760册的报道中，持续关注着中国的命运。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晚清覆灭……甚至在抗日战争的现场，也留下了《伦敦新闻画报》记者的身影。　　蜿蜒的历史长河仍在冰面下静静地流淌，那些令沃格曼牵挂的中国少年，他们的故事将由后人继续讲述……(原文发表在4月24日《北京日报》转载自第13期《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