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走火入魔的英语》，朱鲁子、杨艾祥 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4
作者通过阐释《圣经》中“巴别塔”寓言认为，语言决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工具，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是唇与齿、鱼与水的关系；灭绝一个民族最恶毒、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迫使该民族放弃自己的母语。任何一种语言，在价值上都是等价的，没有优劣之分。但在技术层面上，不同的语言之间是可以比较的。英语与汉语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在技术层面上，与汉语相比，英语没有什么优越性可言，而且，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来说，它是一种难学的语言。因为英语属于表音文字，它的连续性差，不能二次抽象，不能对语言进行有效的压缩，不便于灵活地组合新的语言。这使得词汇量特别大，增加了记忆的包袱。虽然英语的词根有助于联想记忆，但和汉语的高度会意功能相比，它要差得多。
作者明确地指出，英语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和文明的载体本来没有毒，英语之毒，是指英语在我国走火入魔后的一种负面现象。该书将英语毒瘤的危害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扭曲儿童的思维和人格，养成崇洋媚外心态；第二，浪费人们的宝贵时间――当下的英语学习，占用学生学习时间超过四分之一，而绝大多数人学后几乎都没有用；第三，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每年数百亿元人民币；第四，造成人才的浪费和流失；第五，造成语言学家陈原先生所说的严重的“语言污染”现象，作者称之为“骡子语言”，它可能比有形的危害更甚。
书中指出导致今天英语走火入魔的原因至少有：第一，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很多人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对祖国文化的自信；第二，教育决策失误――由于中国多年来一直教育资源稀缺，为了达到所谓的公平，只好采取考试的办法来分配资源，英语被置于一种错误的评价体系中，充当了“拦路虎”的角色；第三，考试制度社会化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在有关部门制定考试规则、强制推行英语之后，一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肆夸大英语的重要性，为英语的泛滥成灾火上浇油。
作者认为，英语教育和考试制度中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在教育理念。要改革英语教育制度，首先必须摒弃我们目前以“造人才”为宗旨的急功近利的工具性教育理念，而代之以“造人”为宗旨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其次，国家必须修正人才评价标准，从“英语崇拜”的误区中走出来，还英语以“一门外语”的本来面目，必须对以考试为中心的评价体系进行调整，淡化英语考试对一个人的升学、晋级等方面的影响力度，对那些纯粹是作为一道关卡而设置的考试要坚决取消。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与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位直接挂钩的四、六级考试和职称英语考试。国家应重新制定英语教学战略：缩小教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让被迫学英语的人少一点，使学习者学得好一点。最为重要的，我们要加强汉语教育，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这是一本目标指向整个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的教育哲学著作，而非泛泛的仅仅批评英语毒瘤的书。
作者明确地指出，英语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和文明的载体本来没有毒，英语之毒，是指英语在我国走火入魔后的一种负面现象。该书将英语毒瘤的危害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扭曲儿童的思维和人格，养成崇洋媚外心态；第二，浪费人们的宝贵时间――当下的英语学习，占用学生学习时间超过四分之一，而绝大多数人学后几乎都没有用；第三，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每年数百亿元人民币；第四，造成人才的浪费和流失；第五，造成语言学家陈原先生所说的严重的“语言污染”现象，作者称之为“骡子语言”，它可能比有形的危害更甚。
书中指出导致今天英语走火入魔的原因至少有：第一，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很多人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对祖国文化的自信；第二，教育决策失误――由于中国多年来一直教育资源稀缺，为了达到所谓的公平，只好采取考试的办法来分配资源，英语被置于一种错误的评价体系中，充当了“拦路虎”的角色；第三，考试制度社会化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在有关部门制定考试规则、强制推行英语之后，一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肆夸大英语的重要性，为英语的泛滥成灾火上浇油。
作者认为，英语教育和考试制度中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在教育理念。要改革英语教育制度，首先必须摒弃我们目前以“造人才”为宗旨的急功近利的工具性教育理念，而代之以“造人”为宗旨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其次，国家必须修正人才评价标准，从“英语崇拜”的误区中走出来，还英语以“一门外语”的本来面目，必须对以考试为中心的评价体系进行调整，淡化英语考试对一个人的升学、晋级等方面的影响力度，对那些纯粹是作为一道关卡而设置的考试要坚决取消。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与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位直接挂钩的四、六级考试和职称英语考试。国家应重新制定英语教学战略：缩小教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让被迫学英语的人少一点，使学习者学得好一点。最为重要的，我们要加强汉语教育，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这是一本目标指向整个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的教育哲学著作，而非泛泛的仅仅批评英语毒瘤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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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我随上海某大报记者团下乡，到了安徽某县，县里各种头面人物出面招待，酒过几巡之后，主客交换名片。县长见上海来的，名片上印有中英文双语，顿时自感惭愧，一边递名片，一边打招呼：“我没有外语!”、“我没有外语！”大概是酒喝多了，大伙儿都听成“我没有外遇！”、“我没有外遇！”，笑得前俯后仰。
为什么“我没有外语”让人惭愧？中学生告诉你：没有外语考不进大学啦！大学生回答：没有外语进不了外企啊！公务员说：没有外语升不了处长呀！教授曰：没有外语要被大学解聘哪！这个年头，谁都明白外语的重要：外语，是一切机遇的生命线。外语虽非万能，但没有外语，万万不能。
今日国人所说的外语，并非万国语言，而是一种特定的语言：English也。英语君临一切语言之上，成为无从挑战的世界语。这个世界永远是不公平的，社会总是分为各种等级。而语言常常成为社会分层的标志。上等人的身份，贵族阶级的自我认同，是通过与平民百姓不同的特殊语言实现的。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近代欧洲的法语，都曾经是通往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如今，凭借着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轮到了英语。
2001年，我与王蒙、王安忆、汪晖等在美国科罗拉多开会，东道主之一是复旦大学已故美学大家蒋孔阳先生的女公子蒋红教授，席间她九岁的儿子向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欧洲人到美国旅行，向两个美国学生问路，先用德语问，美国学生摇摇头；再用法语问，也听不懂；再换西班牙语，还是不行。一个学生似乎颇有感悟：“看来我们要学一学外语”。另一个学生很不以为然：“懂这么多外语有屁用！谁叫他不懂英文！”大伙听了哈哈大笑，王蒙连连夸奖说：有意思！有意思！
对于被“落后就要挨打”吓怕了的中国人来说，融入全球化的焦虑，首先就表现为急于英语化的迫切心情。一口流利的洋文，成为贵族阶级的家族徽章，要跳槽就跳槽，要升官就升官，要美女就有美女，要品味就有品味。假如你不懂英文，那么，学问再好，也当不了教授；专业再精，也入不了外企；总分再高，也录取不了研究生。难怪有中学将国文课也搞成双语教学，让学生在唐诗英译中体会祖国文化的精妙。英语像硬通货美元一样，其他语言只有折合成了英文，才能显现出可比较的价值。一篇杰作，假如没有翻译成英文，等于没有被世界承认；假如没有美国的点头，就不算国际知名。
如此三番，在广大的非英语世界，就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贵族阶层，他们的共同文化认同就是英文。可以不知道祖国的历史，可以将国文写得狗屁不通，只要一口美式发音，就自动获得了物质和精神贵族的双重身份。他们白天在商务楼里正襟危坐，晚上出没于咖啡馆、酒吧，周末开着宝马去打高尔夫球。哪怕穿着襄阳路赝品市场买来的假货跨入恒隆广场，只要一开口用洋文问价，立即就换来令人尊敬的目光和无微不至的服务。
据报载，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工程院院士谢克昌先生对目前中国“全民英语”的现象提出了质疑：“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现行英语教育效果与其投入是不相称的，它对科技、社科人文等其他教育体系，尤其是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等众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外语之所以如今在中国具有莫大的魔力，说穿了，就是它的核心地位被国家人才选拔体制所正式承认，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无论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还是职称评定、拿毕业文凭，不管你专业再好，或者可能一辈子与外语不相干，只要“没有外语”，就通通被拦在门外。
这样的一票否决权，就像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一样，是国家意志普遍化的产物。它虽然能够暂时地扼止底层的招生和升等过程中的腐败，却内在地破坏了人才评价机制中的专业自主性。像目前这样的外语“一票否决权”，是便于行政管理部门控制和操作的外在标准，缺乏专业同行的内在评价。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地区，对外语的要求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从未来过老外的偏远小县城的公务员，或一个像古籍整理这样的基本没有外语需求的行当里面，普遍的外语要求无疑是多余的苛求。
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分化的、各有行业自主性的社会，只能用多元的行业内在标准来选拔和衡量人才，用科举时代的“一条鞭法”
为什么“我没有外语”让人惭愧？中学生告诉你：没有外语考不进大学啦！大学生回答：没有外语进不了外企啊！公务员说：没有外语升不了处长呀！教授曰：没有外语要被大学解聘哪！这个年头，谁都明白外语的重要：外语，是一切机遇的生命线。外语虽非万能，但没有外语，万万不能。
今日国人所说的外语，并非万国语言，而是一种特定的语言：English也。英语君临一切语言之上，成为无从挑战的世界语。这个世界永远是不公平的，社会总是分为各种等级。而语言常常成为社会分层的标志。上等人的身份，贵族阶级的自我认同，是通过与平民百姓不同的特殊语言实现的。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近代欧洲的法语，都曾经是通往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如今，凭借着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轮到了英语。
2001年，我与王蒙、王安忆、汪晖等在美国科罗拉多开会，东道主之一是复旦大学已故美学大家蒋孔阳先生的女公子蒋红教授，席间她九岁的儿子向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欧洲人到美国旅行，向两个美国学生问路，先用德语问，美国学生摇摇头；再用法语问，也听不懂；再换西班牙语，还是不行。一个学生似乎颇有感悟：“看来我们要学一学外语”。另一个学生很不以为然：“懂这么多外语有屁用！谁叫他不懂英文！”大伙听了哈哈大笑，王蒙连连夸奖说：有意思！有意思！
对于被“落后就要挨打”吓怕了的中国人来说，融入全球化的焦虑，首先就表现为急于英语化的迫切心情。一口流利的洋文，成为贵族阶级的家族徽章，要跳槽就跳槽，要升官就升官，要美女就有美女，要品味就有品味。假如你不懂英文，那么，学问再好，也当不了教授；专业再精，也入不了外企；总分再高，也录取不了研究生。难怪有中学将国文课也搞成双语教学，让学生在唐诗英译中体会祖国文化的精妙。英语像硬通货美元一样，其他语言只有折合成了英文，才能显现出可比较的价值。一篇杰作，假如没有翻译成英文，等于没有被世界承认；假如没有美国的点头，就不算国际知名。
如此三番，在广大的非英语世界，就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贵族阶层，他们的共同文化认同就是英文。可以不知道祖国的历史，可以将国文写得狗屁不通，只要一口美式发音，就自动获得了物质和精神贵族的双重身份。他们白天在商务楼里正襟危坐，晚上出没于咖啡馆、酒吧，周末开着宝马去打高尔夫球。哪怕穿着襄阳路赝品市场买来的假货跨入恒隆广场，只要一开口用洋文问价，立即就换来令人尊敬的目光和无微不至的服务。
据报载，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工程院院士谢克昌先生对目前中国“全民英语”的现象提出了质疑：“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现行英语教育效果与其投入是不相称的，它对科技、社科人文等其他教育体系，尤其是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等众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外语之所以如今在中国具有莫大的魔力，说穿了，就是它的核心地位被国家人才选拔体制所正式承认，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无论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还是职称评定、拿毕业文凭，不管你专业再好，或者可能一辈子与外语不相干，只要“没有外语”，就通通被拦在门外。
这样的一票否决权，就像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一样，是国家意志普遍化的产物。它虽然能够暂时地扼止底层的招生和升等过程中的腐败，却内在地破坏了人才评价机制中的专业自主性。像目前这样的外语“一票否决权”，是便于行政管理部门控制和操作的外在标准，缺乏专业同行的内在评价。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地区，对外语的要求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从未来过老外的偏远小县城的公务员，或一个像古籍整理这样的基本没有外语需求的行当里面，普遍的外语要求无疑是多余的苛求。
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分化的、各有行业自主性的社会，只能用多元的行业内在标准来选拔和衡量人才，用科举时代的“一条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