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不是知识，也不是技能，即赚不来钱，也解决不了问题。他是世界观，方法论，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

    人在思考时，不免收到生活环境的制约，包括地理环境、生存技能，处于某种环境之中，他对生活就有某种感受，在他的哲学思想里就不免对有些地方予以强调，而另一些地方又受到忽略，这就构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特色。

    这一点，中西两方的对比就很明显。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依靠农业维持生存，根据季节变化，年复一年地重复这些变化。过去的经验足以指导他们的劳动，所以他们无论何时尝试新的东西，总是要首先回顾过去的经验，因循守旧，动不动此皆祖宗成法。

    农业国，财富的根本基础是土地，所以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致政府的政策都是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

    农民的眼界也制约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圣古先贤观察日月运行、四季交替，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有一种趋势反向另一个极端发展，一切事物都包含了对他自己的否定。

    农民依靠土地生活，土地是无法挪动的，若没有特殊的才能，无法离开祖辈生活的土地，同一个家庭，因为经济的原因，不得不生活在一起。

    社会制度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这些经济条件又是地理环境的产物，而儒家思想很大一部分便是这种社会制度的例行论证，仁、礼、孝、中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在一个家邦里，社会组织是按人生来的地位，等级式地形成，父亲的权威天然高于儿子的权威。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的思想，追求文章简短，言有尽而意无穷，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

    所以有人提到中国哲学是一种减法哲学，道不可道，只能暗示，语言的作用不在于它的固定含义，而在于他的暗示，引发人去领悟道。

    一旦语言已经完成它的暗示和作用，就应该把它忘掉，为什么还要让自己被非必要的语言所拖累呢？这在追求逻辑严谨，数字精准的工业化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靠贸易维持繁荣，首先是商人，商人就要数字打交道，重视逻辑和论证。商人的活动要求在城镇聚集居住，社会组织不是根据家族的利益，更多是反应城镇的共同利益。

    海洋国家的商人，有更多的机会见到语言、风俗都不同的他族人民，习惯于变化，对新奇事物不惧怕，为了销售货物，他们不断创新。

    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难以形成专制独裁的通知，因为在统一等级的城镇居民中，难以找出理由论证做蔬菜生意的张三比做布匹生意的李四更牛逼，应当享受更好的社会地位。

    到了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战胜了地理的限制，工业化现代化打败了骄傲自大的天朝上国。

    中国要在现代世界生存必须现代化，使得传统的儒家伦理势必衰弱，因为它是这种哲学的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地区和经济条件的产物，但是除此之外，还会有一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