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鬼子来了》在两国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日本居然准许公映，并获得热评。中国禁映，骂声遮盖了赞誉，显然，对鬼子形象的塑造，获得了日本人的认可，而对于中国农民的塑造，却明显不被国内承认。
　　究竟是影片偏离了真实，还是我们自己不真实，就是下面想要讨论的问题，也是标题来源：真实的鬼子和虚幻的我们。

　　二、日本人和日本通对鬼子的反应
　　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否真实客观，该人物形象所代表的那一群人最有发言权，其次是和这群人接触最多了解最多的人。
　　日本人反应热烈，最多的感觉是真实，并有不少人进行反思。
　　曾担任二战日军教官的日本老人应姜文邀请首先观摩样片，看完后惊呼“这到底是资料片还是电影”。日本媒体及媒体人纷纷评论，井上志津评论：“虽然一直有幽默作陪，但紧张不安的气息亦跟随始终，并在最后得以爆发。借助马大三这个令人同情而心地善良的农民，姜文导演提出了‘当死亡逼近时，人究竟会做出何等举动？’这一针对人性的普遍提问。胜田友已评论：“它无疑以自身的强大震撼深深扣击着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我也不禁惘然失言。” 浜本良一：“姜文把一个命运起伏的农民刻画得有声有色，同时，香川和泽田扮演的日军角色的心理也真实可信。”清水节认为：“有人说本片过于强调日军的人性一面，这种说法纯属误会。”
　　其实，影片中的鬼子最后全都变成杀人狂，他们比起《南京！南京！》中内疚自杀，充满“西方人性光芒”的鬼子相比，一点也不人性。
　　日本影评人石子顺高度评价这部电影，认为这是一部日本人都必须看的电影。的确，这部片子没有简单地把日军丑角化，作为日本人，影片中的日本人形象无可挑剔。
　　影片中两位日军主角扮演者，是对片子体会最深刻的两个日本人，他们的体会充满了对战争的反思。饰演小队长酒冢的日本演员泽田谦说“平时，日久见人心；战争，瞬间见人心。”“通过对间接资料的掌握，设想，我们如果在那样的状态下会怎么做，很自然地就出戏了。其实调整一下思路去想，我也是被害者，如果我不去杀人，我就不能回故乡，这样一来，杀人的行为就合理了。所以我现在能想像当年的军国主义为什么能成功地组合成一个战争机器。因为军国主义宣传了一个虚幻的‘正义’。”扮演士兵花屋的日本著名演员香川照之说：“《鬼子来了》可以让日本人受到教育。日本人都认为，这部电影是一部相当了不起的电影，但却拍不出来。作为日本电影业界中的一员，我认为拍不出的原因是对战争的认识问题。日本人与韩国人、中国人相比，与任何东方人相比，历史认识薄弱，或者说是把历史忘掉了，或者说是不敢负责。另一方面，只是一味自尊，好像惟有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再看看接触日本较深的人对本片的评论。方军，八路军后代，当过兵，在日本留学打工，业余时间采访二战侵华日军老兵，著有《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读过他书的人可以感受到他对日本人情世故的深刻洞悉和对老鬼子兵心态的细腻描写。他说：“《鬼子来了》是一部非常耐人寻味的电影。看了以后，我才感到非同一般，可以说是印象好极了。我84年和日本人一起工作，又在日本国生活多年，我自信日本国民也会喜欢这部电影的，因为她表现的就是日本人自己。不但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有如此的上下级关系，就是在今天的上下级关系中也有这样的成份。” 

　　三、电影中真实的鬼子
　　影片中的鬼子究竟有何出彩之处，赢得了日本观众的高度认同，列举影片中鬼子的典型言行，结合历史事实和日本民族心理进行分析，就可以知道答案。
　　花屋和翻译被俘之后，花屋一心求死的态度，既符合当年日本军人武士道教育中被俘耻辱的军人荣辱感，也符合抗战中的历史事实。平型关战役中，日军被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有负伤日军被八路军救起，恢复神智后端起刺刀刺死八路医护人员。这种以仇报德，一心求死的态度，中国人难以理解。遇到中国军队主动投降，日军不但不给予宽待，反倒一律屠杀，也是被俘耻辱，看不起主动投降的观念在作祟。相反，如果中国军人奋力抵抗战死或不投降自杀，日军一律给予崇高敬意，隆重埋葬，立碑致敬。一名国军空军迫降在日军沦陷区，不愿投降拔枪自杀，日本全国敬重无比，在东京专门进行了纪念这名国军飞行员的专展，这也让无数中国人诧异。
　　花屋被捆绑喂养，历经几番温柔的折磨之后，求死的观念慢慢发生变化，开始了求生，得知马大三和农民们其实并无杀死他的想法时，花屋要求回归部队，以给予粮食作为交换。作为集体动物，日本人格外看中集体其他人员对自己的看法，并把集体价值观作为自己的行为准侧和荣辱观。脱离日军集体太久之后，武士道精神失去了参照系，也没有荣辱观的评价人，花屋人性中最简单的生存欲望开始显现，对于农民喂养照顾，开始产生感恩之情。在抗战中，重视宣传和思想改造的八路军俘获了不少日军，这些日军被俘后也是先竭力反抗一心求死，最后慢慢转变成反战份子并协助八路军进行宣传，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被俘日军都不愿意回归日军部队，觉得回去之后没脸见人，不如干脆一死了之。不愿意回归，是不愿意面对集体价值观和集体的压力，或者说，生存的欲望战胜了原有的集体价值观。
　　今日的日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常常津津乐道日本员工的勤奋，夜幕降下后所有办公楼都灯火辉煌。公司并未强制要求加班，好像所有员工都自愿加班，熟悉日本社会的人都知道那其实是人人都在磨洋工，但没谁敢主动先走，先走的人会被上级和同事看不起，回家后也会被邻居看不起，这种情形，在由花屋的扮演者香川照之主演的另一部描写日本失业中年男人的影片《东京奏鸣曲》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一个日本观众看完本片后在网络上这样留言“重要的是，现在每个人都要感受到个人和组织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政党，公司，外务省，或者就是普通的学校社团。”集体的压力何其之大，中国人难以想象。
　　更典型的是两位鬼子兵进村的行为。老兵带着新兵去巡逻，老兵考验新兵，怎么向中国人要食物。新兵马上毕恭毕敬，点头哈腰，笑着回答：“打扰了，请问能不能给我只鸡？”老兵立马给新兵一个耳光，并向新兵示范如何向中国人索要食物，老兵大喊一句巴嘎之后，刺刀戳向前方。这个混杂着幽默、滑稽和残忍的片段，让我看完沉默不语。新兵的形象，代表和平环境中日本人，恪守礼仪，稍显拘谨，不具备攻击性，然而，经历战争教育的老兵，用殴打，这种最暴力也是印象最深刻的方式狠狠教育了这个新兵，让新兵知道如何在新环境中适应下来，变成和老兵一样的人。这样一个不经意的片段，展示的其实是日本社会文化中集体价值观和集体行为如何延续，以及个体如何趋同集体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在二战日军日记中记载颇多，不少士兵日记记载新兵被长官和老兵肆意殴打的过程，看不顺眼，反应迟钝，毫无理由，都会遭到残酷殴打，有得记载了被殴打的次数，有得被殴打到失聪，有的被殴打到记仇，等着上战场给老兵背后放冷枪，等等。殴打，目的是让新兵顺从，绝对服从命令。
　　同样，另外一个片段，即花屋回归部队后，战友对花屋殴打的过程，再次强调了殴打这种日军中灌输强化集体观的方式。战友们以为花屋英勇战死，还给花屋的家乡寄发了战死通知，花屋家乡的人倍感荣耀。现在花屋没死，而且是被俘后被放回来，战友们绝对耻辱无比，对他极尽殴打。但殴打的过程有点表演性质，充满了秩序，战友轮番殴打，花屋打翻之后又马上笔挺站立接受下次挨打。队长酒冢在一旁冷眼旁观。
　　战友们的殴打，好像是做给队长看的，而花屋看上去，似乎还有点享受被挨打的意味。队长一声吼，战友们马上停止了殴打。打人的，和被打者，都极度关注队长的态度，队长是一切的核心。殴打花屋，是战友们将花屋几乎丢失掉的荣辱观再次强化的手段，也是向队长表明忠于集体价值观的方式，而回归集体后，花屋的武士道精神被殴打唤醒，他渴望这样的唤醒，所以有点享受和窃喜。 
　　屠杀村民的场景，是日军集体形象瞬间变换的生动写照，丝丝入扣，刻画入微。
　　酒冢队长为了兑现花屋对村民许下的承诺，带着粮食来到村子和村民联欢。酒冢队长在村民面前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倾慕和熟悉，引经据典描述了村名“挂甲台”的来历。看到此，如果以为酒冢是个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就大错特错。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仰慕中华文化，鄙视中国人，充满矛盾地存在日本人身上，今天依然如此。很多日军军官在日记中，一边对中国文化表达仰慕，一边却在做着残忍行为。
　　影片中，屠杀的由头，居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村民喝醉酒后抚摸酒冢队长脑袋的不雅行为，引起了酒冢的不快，一直关注队长态度的花屋非常恼怒村民的无礼，殴打村民，继而举刀杀之，队长对花屋的表现很满意，扯开衣扣下令大屠杀，前一分钟还和村民把酒言欢的日军士兵，马上变换模样，个个变成屠夫，联欢变成血场，村子变成火海。摸对方脑袋，这个中国人看来表达亲近貌似不拘小节的动作，却引起了日本人极大的反感。无礼，在中国看来不至于致命的一个错误，在日本人的礼仪观中却极端重要。无礼或者失礼，在武士道文化中，代表的是不可饶恕的罪过，结局就是剖腹。被誉为日本民族精神核心的四十七义士的故事，开端就是一个无礼的行为。一个被占领的卑贱农民，居然敢对备受士兵们尊敬的长官无礼，这实在不可饶恕，杀死这个村民，在士兵眼中理所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内疚感。此时承担杀戮职责的花屋，压根不会想起来村民对他的喂养恩情，而只会对博得队长赞赏而倍感荣耀。花屋所处的文化，所接受的教育，所处的集体，都不会让他把恩情和仁义放在首位，而只会听从集体的荣誉感和价值观的召唤。
　　屠杀场景中的另外两个片段，经典重新了这种集体荣誉感的召唤过程。酒冢杀得起劲，命令一个新兵拿村民做靶子作活人刺杀练习，新兵战战兢兢狂吼着刺向一个老人却拔不出刺刀。平时和村民友好相处，还给村里小孩糖吃的海军军官，被酒冢嘲笑长期不杀人，失去了血性，海军军官一下子倍感耻辱，抓起那个他经常给糖吃的小孩，一军刀将其劈死，满脸溅血之后，自豪地看着酒冢队长。酒冢在这一切屠杀行为中，再次充当了核心作用，他是命令者，也是集体荣誉感的坐标和解释者，当他觉得某人违法了武士道的荣誉感时，他有理由去嘲笑他，尽管海军军官的军衔不比他低，但海军军官被酒冢的嘲笑羞辱，下意识觉得自己没尽到军人天职，尤其是在所有人都在大肆屠杀的时候，作为集体的一员，他怎么能不和集体保持一致。于是乎，杀掉平时最亲近的人，证明自己也是集体一员，也一样具有集体荣誉感。
　　席间还在把酒言欢的人怎么突然面目狰狞，个个变成了禽兽？很多人惊诧鬼子或日本人变脸之快，不得缘由。结合日本民族心理和日军体制来分析，也就觉得顺理成章。
　　日本投降后，马大三找到投降日军为村民报仇，砍伤了不少鬼子。国军逮捕了马大三，以违反宽待战俘的罪行准备处死马大三，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国军军官命令投降日军来处死马大三，队长酒冢倍感荣誉，酒冢戏剧性的命令花屋执行斩首任务，花屋按照武士执行介错的程序按部就班来执行斩首，马大三头颅滚下的瞬间，隐约看到花屋的振血动作和敬礼。尽管已经战败，酒冢通过斩首这个最残忍的行为来最后考验一次花屋，考验他是否会因为与马大三朝夕相处之后对他产生了恻隐之心，是否因为这个恻隐之心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是否仍旧忠于这个集体和上级。此时的花屋，不会有什么恻隐和仁念，只是个命令的执行者，执行命令是他的荣誉，杀掉这个曾经喂养他的农民，他丝毫没有了内疚。
　　他忠于职守，尽了一个日本军人的本分。日本投降了，但他们失败了么？酒冢的考验和花屋的行动就证明，他们仍然是个团结紧密，目标一致的集体，他们仍旧充满了荣誉感和集体价值观，中国人要求投降的日本人杀掉报仇雪恨的中国人，这荒诞的设置，其实已经暗示了谁才是胜利者，谁才是失败者。
　　日军中的核心人物无疑是队长酒冢。酒冢代表的中下级军官，在日本二战中发挥中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一个小集体的核心，执行任务的中坚力量，也是屠杀或残暴行为的命令者和带头人。日苏经过诺门炕战役后，苏联部队高度评价了日军中下级军官，说他们身先士卒，意志力惊人，思维清楚，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高级军官。同时，日军士兵的日记中，也记录了中下级军官在残暴行为中的带头作用，除了严格执行上级计划强迫士兵杀死俘虏外，他们还强迫没有战斗任务的士兵或新兵用中国战俘或平民作为刺刀练习对象，在南京大屠杀中，军官带头强奸和放火，起着恶贯满盈的示范作用。
　　酒冢这个角色，代表的正是这一类人，他的一系列行为背后都有深意。他收到战败通知书，却秘而不宣，可看出他不甘失败，担心集体涣散。得知花屋被俘归来，他放任或者授意其他士兵殴打花屋，可看出他武士道精神深入他骨髓，荣誉观念格外强烈。为了兑现花屋对村民许下的承诺，他带着粮食和部队开赴村子，目的只是为了证明皇军是有讲信用的，可见他极爱面子，重视信用和承诺，也可看出他集体观念十分强烈，凡涉及“皇军”这个集体面子的事情，他也要去兑现和实践。同时他内心也在怀疑，是什么村民这么大胆，敢俘虏皇军，敢和皇军提条件，他们是不是八路或者抗日份子，即使是个圈套，也要去试试。
　　在与村民的联欢会上，他冷静观察着村民和士兵，心中似乎在酝酿着什么。恰好，两个插曲出现了，一个是花屋酒醉之后乘兴唱起了一个歌曲，这段歌曲是翻译在被俘后为保命教花屋唱的，内容是自己是儿子，农民们是父亲，并骗花屋这是咒骂村民的，花屋为了求死，记住了这段歌谣并反复唱。酒冢听懂了这段侮辱日军的歌词，愤然站起，而一个喝醉后的村民过来抚摸酒冢脑袋让他不要生气，这只是玩笑，无疑戳到了酒冢爱面子的痛处。花屋知道了自己被歌词欺骗，看到村民对上级的无礼行径，出离愤怒，动了杀机。之后，酒冢在整个屠杀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下令屠杀，命令新兵拿活人练习，讽刺挖苦尚未动刀的海军同僚。这一切，正是他一直在内心酝酿，希望得到的结果，想通过这次屠杀来证明，尽管日本宣布了投降，但皇军并没有失败，皇军依然整体如一，皇军士兵依然严格执行军令，仍然充满血性，忠勇好战，而且，这次屠杀还警告被屠杀者，皇军不是败给了你们，你们没资格侮辱皇军。
　　侵华日军在战败后依然疯狂屠杀中国平民的历史事实，近年来不断在网络上得以呈现。今天日本的右翼份子或否认侵华者，最充分的理由，一直是他们认为从来没败给中国。 

　　四、姜文如何做到真实
　　姜文在谈这部电影创作时曾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
　　从这句话可看出，他深刻洞悉日本民族的心理。他的话，也在日本人对影片的评价中得到验证。或者套用一句对日本人的经典评语“日本人就像一群小鱼，在小溪里秩序井然地游着，扔下去一个石头，打乱了小鱼的方向，他们就会朝相反的方面依然秩序井然地游去。” 
　　姜文看过《菊花与刀》、《日本与日本人》等许多经典日本文化人类学著作。
　　为了追求日军的真实感，姜文几次参观靖国神社中的日军遗物，力求细节逼真，这还被捕风捉影的国内媒体谣传为姜文去参拜靖国神社。几次到东京他都要逛旧日本军的军服店，同时也注意收集信息物色人才，例如他曾采访过几个日本老兵。日本兵扮演者宫路佳具说，在拍这部片子的前几年，他就遇到姜文。姜曾问他是否想骑马，那时姜已经有了找他合作的意思。姜文对宫路丰富的旧日本军的知识感兴趣，还曾请他鉴定收购的日本军服的真伪。
　　有二十多位日本演员参加演出。他们一部分是在北京各大专院校读书的留学生；一部分是姜文千里迢迢从日本演员公会的花名册中挖来的。如此大量使用日本演员，在中国电影史上恐属首次。
　　扮演队长酒冢的演员泽田谦说：姜文追求真实，在细节上如服装、语言、动作，比我们还清楚。真是令人吃惊。”“每次拍到一定阶段，姜文就会让大家看片花，讨论是否真实，有没有漏洞。所以我们合作得很顺畅。”
　　最奇妙的神来之笔，就是姜文对日本演员的集体军训，最终促使日本演员的集体本色表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电影开拍前，他们被送到北京郊县密云的一个武警部队军训。穿着日本军服，每天练立正、稍息。姜文对泽田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小队长，吃喝拉撒睡都由你管！”于是这批特殊的“日军”们，整日在中国军营里晃来晃去，训练时还和武警较劲，声音比人家喊得还响。有了这两个礼拜的军训，演员们对日军都有了切切实实的感受。二十几个人，就像一个小团体，泽田俨然就是小头目，总是处在众人的中心位置。在影片中扮演他的勤务兵的留学生，更是进入角色中了，时时跟在泽田身后，点头哈腰，处处为“上司”跑腿、服务：要抽烟，赶紧点烟；要喝酒，赶紧斟酒，没有了还要小跑着去买。（以上内容转引自报道《日本演员细说“鬼子来了”》）
　　看完这段记述，不禁为姜文这个巧妙的安排叫绝，熟谙日本民族性格的人心领神会。姜文知道日本人是集体动物，为了让他们入戏，需要提早建立起这个虚拟的集体，并在集体中明确上下属关系和核心人物。只要有集体，有了等级关系和核心人物，日本人的交往关系圈就自然而然搭建起来，剩下的只要演员们按照平时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自由发挥即可。
　　当然，日本演员的超常发挥，和日本人惯有的认真态度密切相关。据报道，剧中有场花屋小三郎挨打的戏，拍时打得不狠，香川照之不干，直到被打得满脸是血才肯罢休。偶有余暇，中国演员横七竖八，聊天休息，日本演员全部装备，军用挎包里装上半口袋沙子，列队训练，其队列敢和中国的正规军相比。这让我想起拍摄《南京！南京！》时中日演员的打架事件，拍戏时中国演员交头接耳，不听指挥，日本演员无法忍受中国演员的态度，出手打了中国演员。
　　花屋的扮演着香川照之对姜文追求真实的态度，更是深有体会。“日本民族是一个被动的民族，日本人是没有主张的人群，往往被状态所左右，二战也和这种民族性有关。很多日本人是被迫上了战场，他们外表流露的和内心所想的并不一样，他们其实并不愿意当兵，也不愿意为天皇去送死，但是他们什么都不敢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于是就像演戏一样，投入进了角色之中。花屋小三郎就是这样的人，当兵的时候努力打仗，剥了皮就是农民。姜文看透了日本民族的性格并且表现了出来，我觉得这就是姜文的才华所在。”
　　姜文在拍摄现场并不告诉香川具体的拍摄计划、进度和拍摄结束的时间，加之语言和文化的隔膜，香川日渐烦躁和不满，不知不觉中向他扮演的花屋小三郎的角色靠近，花屋小三郎在影片中经常发火，几乎就是香川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
　　“姜文其实心里很清楚，早就有所计划，他让演员在现实中生活在和电影完全一样的环境里面，他从上面看着我们，早就看穿了我们的想法，什么都在他的手心里面。”
　　抱着比日本人还要认真的态度，用姜文特有的才情，这个真实他做到了。拍片时姜文不断提醒日本演员们要学好法文，因为剧组肯定要去戛纳领奖，结果，这个貌似玩笑的预言果真实现了，不但在法国领取大奖，在日本也获奖，日本著名导演岩井俊二也公开表示，最喜欢姜文和他的《鬼子来了》。

　　五、虚幻的我们
　　说完了鬼子，该说说我们自己，片子被禁映，首先说明我们不需要真实。
　　影片中的农民们，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有口饭吃就行，只要活着，什么都可以妥协，胆小但充满仁慈与怜爱，即使知道鬼子是侵略者，知道鬼子是杀人不眨眼的主，但只要鬼子没有侵害他们的利益，他们绝对也不会主动去招惹鬼子，让他们杀一个鬼子无从下手，只有亲人被杀，村庄被焚毁，村民代表马大三才会想到复仇，复仇不成功反被杀。
　　悲剧，嘲讽，无奈，懦弱，看完影片，这些词汇充斥着我的头脑，没有主见，没有原则，还有点贪小便宜，敢去跟鬼子要粮食，与虎谋皮，国家与民族这些庞大的概念实在太虚幻，和小民无关，今天的中国人，难道不是这样。
　　这跟妄自菲薄无关，抛开所有干扰影片的因素，这仅仅是一次没有代价的自我形象体验之旅，通过电影这样虚构的形式，重新将时代背景设定为抗日战争末期，将观众的身份，融入进影片中两个阵营里，从此引发了不可预料的化学反应。 
　　有幸看到的中国观众，绝大多数当喜剧片看，乐此不疲地使用转引影片中有特色的河北方言。少部分人恼羞成怒，愤然指责姜文丑化中国农民，恶搞抗日运动，罪名颇多。极少的人，尤其是对日本稍有了解的人，惊讶于姜文的才情和深刻，不禁赞叹姜文对日本民族心理的准确捕捉。当喜剧片来看的人，是消费和娱乐的一代，嘲讽和戏谑是他们的长项，他们是群单纯乐观的观众。恼羞成怒的人比较有意思。易于愤怒的人，总是在意态度，立场鲜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都很坚决，容不得不同意见，更不喜欢探究复杂事物。对于日本，这些人基本接受了《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塑造的鬼子印象，沉浸在痛杀鬼子的快感里，乐于接受鬼子被我们彻底打败的观念，稍有不同，动辄讨伐。仔细一想，他们其实是官方态度灌输到民间之后的典型代表。
　　只是，在别人都承认了的真实面前，我们反倒不承认了，究竟是影片中的我们不真实太虚幻，还是现实中的我们不需要真实渴望虚幻，这实在是个扯不清的话题。
　　也许，日本人感谢影片让日本人找到了屠杀的心理理由，中国人反感影片破坏了我们头脑中的幻影，吵醒了我们胜利之梦。